前言
17—18世纪的盛清早已进入早期现代的研究视域内。学界通过对清朝的经济模式、商业网络、统治技术的分析，将“欧洲中心主义”加诸其身的传统形象剥离，转而强调清朝对世界经济的参与以及其与同期欧洲国家的共有特征，最终构成以全球史这一新兴史学的视角来理解清代中国的基础。
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取向是讨论早期现代的中国与欧亚大陆乃至于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或网络。然而，一些全球史研究往往带有以下两个预设的潜立场：（1）全球关联的普遍实现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有关，海洋船舶的发展使运输的经济成本得到大幅度改善，使不同地区能够互通有无；（2）基于海路的运输方式，全球史语境中的中国实则简化为东南与海洋联系紧密的港口城市、经济腹地，或者明清的全国*治中心北京等关键节点。对此，值得思考的是，在欧洲主导的海洋运输所覆盖的区域之外，非欧洲世界能否实现各种形式的交流？若以清史研究为例，17-18世纪清朝的历史经验并不局限于同欧洲商人、传教士交流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换言之，如何使清朝的内陆亚洲边疆搭上全球史的顺风车，其实是非常值得